贾平凹《带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
2013-02-22 14:25:24
  • 0
  • 1
  • 26

贾平凹《带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

石华鹏

 读一部小说的理由

一个作家,尤其一个名作家,隔三岔五总会弄出一部长长的小说来,不如此,仿佛不能证明自己和自己影响力的存在,就如“钉鞋的老往人脚上瞅,马副镇长抓计划生育,他是看任何妇女都要看肚子大了没有……精神病院的医生干久了或许也就成精神病了吧。(此话引自《带灯》)”——或许是习惯使然,一个人一旦成了作家,写就成了习惯,不写,闷得慌,“鸡不下蛋它憋啊”;再加上名作家属稀缺资源,你不写,也有人催着你写。至于是否写得有才华、有激情、有水准、有创造,有时顾不上考虑这么多,反正得写。

这不,时隔两年,上一部五十万字的《古炉》余温正要散去,贾平凹先生又奉上了他三十六万字的新作《带灯》。这部《带灯》被人说成是贾先生献给自己六十岁的礼物。

《带灯》在《收获》分两期——20126期、20131期——连载,这让我对一部小说的阅读跨越了两年。

读完之后,《带灯》让我想起我们老家村子里曾经出现过的一个怪怪的小孩,那小孩像全身没长骨头似的,坐不起来,更谈不上站立了,整天装在一只很大的洗脚木盆里,肉乎乎的堆满一大盆,拎起来,细细的一长条。小孩活到三岁死亡。据说那是一种极端的软骨症。

如果要说《带灯》是部什么样的小说的话,我以为,《带灯》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软塌得就像我们村子里那个病小孩。

作为一个作家,有写任何一部小说的习惯和理由,这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带灯》这样一部小说,作为一个读者,我又有什么理由来读它呢?或者说,这部小说它带给了我什么呢?

人饿了要吃,冷了要穿,寂寞了要热闹,读完一部近四十万字的小说,读者当然也是有需求的——向小说寻求某种精神满足。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人的五大需求理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读过许多小说后我发现,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也是适合来做为评价小说的标准的。除生理需求外,那些好小说总能满足人的另外四大需求之中的某类需求,比如读《霍乱时期的爱情》,你能获得一种爱的满足;比如读《水浒传》,你能获得一种安全的满足;比如读《树上的男爵》,你能获得一种尊重的满足,等等。这其中,尽管有些小说的故事是“丑”的、“黑暗”的,但作者有倾向、有观念,他的笔是“审丑”的,是“黑暗”中透进一丝光亮的,所以,读者也能从“丑”和“黑暗”中,获得一种对安全、归属与爱、尊重、自我实现的渴求,这依然是小说对人的需求的一种满足。当然,读者获得的这几种需求,不是靠作者或者评论者解释的,而是靠小说自身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来征服读者,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获得的。

那么《带灯》呢,满足了我们一种什么需求?很多人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小说:《带灯》写了一个乡镇综治办女干部的人生经历,直击基层女干部的幽密内心,展现当前基层中国现实。这样“万金油”似的概括没有错,因为任何小说都可以做类似概括。你写了什么——这不是小说真正的问题,小说真正的问题是:你写出了什么,你让我(读者)与小说及小说人物之间建立了什么感情——被征服?被打动?被启示?如果我们继续往前推问,《带灯》是否依靠自身的叙述吸引我们,并说服我们,走进了这个叫“带灯”的女干部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吗?很遗憾,我的阅读并没有把我带进去,因为小说琐碎而散漫,从情节安排到人物刻画,很是软塌,而且小说的内容并没有多少超越我智慧的东西,除了一些的龌龊细节诸如吃酒席把碗碟丢到尿窖子里、吃蒸煮引产下来的婴儿来治病等描述给人印象深刻外,很多内容都是“新瓶装旧酒”——对新闻消息的囫囵照搬和改头换面。所以,我期望被作者的叙述征服的愿望难以实现,乡镇女干部的人生经历并既没有从故事层面,也没有从精神层面上让我产生“共鸣”,就是说我并没有从这个小说中获得某种需求的满足。

这一切源于,这部小说缺钙少骨、患上了软骨症。

 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

如果把一部小说比做一个人的话,那么,小说的故事、情节是骨骼,细节是肌肉,人物是大脑,题旨是精气神。一部小说要像人一样有生命,并能感染打动他人,小说家必须为小说提供鲜活的生活营养和强劲的精神营养,否者,即使一部小说拥有了骨骼、肌肉、大脑,它仍然是死的,是僵硬的。我以为,《带灯》有故事、情节,有细节,有人物,尽管贾先生在表达上做了努力,也有对中国现实发言的想法,但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带灯》,其生命活力还是出现了问题,它如一个古稀之寿的老人一样,浑身的钙质流失之后,身体和精神都松垮下来了。

(一)  故事、情节没有骨头——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

翻开这部小说,一个最显眼的特征,是有许许多多用黑框框住的章节标题。这些黑框小标题像膏药一样贴满整部小说,难得数出来有多少,有的小标题下只有一两句话,有的小标题下近万言。但是读完整部小说漫长的362页之后,我发现,这些黑框小标题里的内容,以及小标题与小标题之间的内容,要么松散、随意,要么互不搭界,甚至有的情节内容重复使用,可以看出作者在写它们时,文思的断裂和随意,似乎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就像一句俗语所说,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这些黑框小标题变成了许多西瓜皮,它记录了贾先生滑行的印迹。

随手举两个例子。比如黑框小标题“普查维稳和抗旱工作”就写得松散、乏味:镇长下乡检查维稳、抗旱工作,第一天到了哪里,第二天到了哪里,中、下午在哪里吃,晚上怎么住,路上遇到了什么人,天亮便离开。粗线条地叙述完毕,这一章节便完结。这样的叙述有意义吗?这样的内容能刺激读者吗?比如“普查维稳和抗旱工作”这个小标题之前,是“给元天亮的信”,之后是“镇政府终于好事连连”,彼此之间跳开了,情节上没有直接关连。再比如,还有一些重复的情节,一次带灯在镇里,有人跑到县政府门口上访,领导通知带灯上县里把上访的人带回樱镇;还有一次带灯在县里开会,有人跑到县里上访,领导通知带灯不开会了把在县里上访的人带回樱镇。在小说不同地方的两个黑框小标题下,叙述的是两次截访均成功的内容。两次叙述的内容是否太过重复,太过平淡,太没有吸引力了。小说中还有一些人物和事件,有了个开端,见不到结果,虎头蛇尾,“西瓜皮”滑到最后,恐怕连作者都记不起来了。

可以不夸张地说,整部小说基本上是由这样一些“碎片”式的“膏药”和“西瓜皮”构成——“膏药”上贴的是樱镇的风土人情、花草虫鱼、鸡零狗碎等内容;“西瓜皮”上滑行的是,在樱镇大发展的格局下,“寻找经济新的增长点和维护社会稳定上”,综治办带灯主任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打击非正常上访、缠访、闹访的同时,对一个官至高位的樱镇陌生人的思念。因为樱镇人没完没了地上访,如水中葫芦,按下一个,另一个又浮上来了,所以小说对所有的上访人和事件都做了描述,也是没完没了。作者仿佛想把主人公带灯的每一天、樱镇上的各色人等都写进小说,去县里、在镇里、下乡里,每一个日子、每一个人被作者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这样煌煌三十六万言写下来,表面上看,一部当下中国西部乡镇现实的大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了,而事实上,作为讲究表达技巧和接受读者阅读检阅的小说来说,《带灯》的故事结构是乏力的,小说的情节架构没有搭建起来,导致小说缺乏靠自身逻辑——故事情节和人物内心情节——来推动小说前行的“叙述动力”,只有靠作者主观意识来强行推动小说了,这样的小说一是让读者难以读下去,二是给人的感觉是软塌塌,没有骨头,无法像个强壮有力的人一样立起来。

或许,这样写正是贾先生有意为之,在寻求某种变化和创新呢。或许,他就是想打破一条故事主线贯穿小说的写法,将琐碎、散漫,并缺乏逻辑关连的生活现实直接搬进小说,让生活与小说平起平坐。贾先生自己就形容过《带灯》是一幅质朴的淡墨书法。当然,写无定法,任何写法都是值得尝试的,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用几十万字写一天的回忆也是可行的,贾先生努力改变的勇气令人钦佩。但是,任何一种写法成立的前提,是要能写出一部真正好的小说——好读、耐读,我对《带灯》的阅读经历告诉我,这部小说并不好读,不够吸引人,无论情节还是见识,均没有超拔之处。所以,在一个人们的阅读耐心像夏天太阳下的冰糕一样易融化的时代,放弃了一个大的故事情节为主导、大量日常生活铺张的小说,是很难得到读者青睐的。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我要写一个乡镇综治办干部,她的日常的琐碎的生活值得全部写进小说吗?那么是否说我要写一个文学编辑也要写这个编辑的任何时间的所见所闻所感呢?如果这样认为,显然是写作的一个误区。不是所有的生活都有必要进入小说的,它必须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是能刺激读者的。英国小说家福斯特说:“不论日常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都是由两种生活组成的——时间中的生活和由价值衡量的生活,而小说能做的——如果是好小说——就是要把由价值衡量的生活包括进去。”显而易见的是,在《带灯》中,贾先生的叙述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取消了小说时间的存在,因为太多的黑框小标题,没有一个内在的情节架构,所以小说内部的时间无法延续,管他春夏秋冬昨天今天明天上午还是下午,就那么混沌地堆积文字吧,这也是我们很难在小说中看到时间的缘故;二是一些“由价值衡量的生活”在小说中的缺失,带灯的所见所闻,对小说来说,不全都是有效信息,即是无价值衡量的生活,就没有必要进入小说了。一个作家必须警惕的是“少见多怪”,在小说里,你的情节内容,你的见识见解,是否超越了读者的智慧,是否对读者构成了吸引,这一点很重要。

(二) 人物、题旨没有骨头——打马虎眼,和稀泥。

带灯是小说极力刻画的人物——据说贾先生首次用女性做主人公——她漂亮、孤芳自赏,还有那么点不合时宜,她像男人一样处理形形色色的上访,像隐士一样留恋乡间的安宁,在浑浊的现实面前,她是善良的,她说“咱们无法躲避邪恶,但咱们还是要善,善对那些可怜的农民,善对那些可恶的上访者,善或许得不到回报,但可以找到安慰”,但安慰终究也没有找到,带灯在处理一场大斗殴事件中脑子受伤,综治办主任被撤销,一个兢兢业业的乡镇女干部成为某些人某种体制的“替罪羊”,故事和人生同时收场,她有些疯了。

小说的题旨,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带灯》的“勒口”上的文字所述:带灯的痛苦是无法救赎的,她是现世中的萤火虫,带着一盏灯在黑夜中巡行,拼命地燃烧和照亮,却命里注定地微弱无力,终归尘土。有评论家认为,作家以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呼吁对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深刻且犀利。是一部对当下现实不仅直面而且充满关切的作品。

应该说,带灯这个人物塑造得还是很饱满的,小说题旨表现得也较为深刻。但是我以为,做为一部直面当下现实的小说,人物和题旨的骨头还不够硬,尖锐度还不够,只能说人物和题旨抵达了某种现实,还没有继续往前走一步甚至两步,去戳痛现实,去抗争现实。

拿带灯这个人物来说,小说塑造的“带灯”依然是我们理解范围内的“乡镇综治办主任”,她比那些自私、鱼肉村民的乡镇干部向前走了一步,她内心丰富,充满善意,她如一只萤火虫,燃烧自己照亮浊世,这里边我们可以感受到贾先生对“带灯”的同情与关切。但是一部小说要迈上出色甚至伟大的高度,仅有“带灯”“在黑夜里巡行”是不够的,小说还必须让萤火虫如“飞蛾扑火”般去撞击、去破坏现实。这样的“带灯”才不是贾先生笔下记录的、我们熟悉的“带灯”,而是陌生的、充满破坏力的、创造出来的、文学意义上的“带灯”。

历史学家记录,而小说家必须创造。福斯特说:“小说家的职能就是从其根源上揭示隐匿的生活:告诉我们一个我们原本不知道的维多利亚女王,由此创造一个并非历史上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小说人物。”我们说贾先生《带灯》里的人物和题旨没有骨头,在于这个小说只告诉了一个我们知道的“带灯”,而没有创造出一个现实中没有的“带灯”。在这个人人言说的时代,要保证和放大小说言说的有效性,小说必须把现实中的不可能拿到小说这个“实验室”里,让它变为可能,不说改变一个世界,至少让小说影响世界成为可能。由此,贾先生在处理小说的结尾时,不应该“打马虎眼”和“和稀泥”,不应该让带灯微弱无力,被体制淹没,应该让小小的“带灯”爆发出来,去撞击体制,去把那“陈年的蜘蛛网”撞破,获得新生。我们说鲁迅先生之所以伟大,因为他的写作不仅仅是在铁窗子里呐喊,还要拿肉体去搏斗存在的暗夜,拿精神去抗争绝望。阿Q有“精神胜利法”的软弱性,但阿Q更可贵的是他有革命的骨性。鲁迅先生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而贾先生在“带灯”面前,是否太软弱了些呢?

或许,缘于我们对贾先生的每一次写作都很在乎,期望在他那里读到真正出色的中国小说,所以才提出了非一般的挑剔与苛刻。但是遗憾的是,《带灯》在即将出色的最后一两步止住了,作者没有勇气真正地去创造人物,去升华题旨,没有勇气去突破写作最后那道红线——是谁把带灯逼疯了?是谁应该受到指责甚至审判?如果要让《带灯》在当下现实面前成为一部真正的批判现实的巨作的话,小说不能在带灯疯的那一刻戛然而止,应该继续往前走,应该让带灯把一切打碎之后,闯出一条可能改变现实的希望之路。其实这条路就是鲁迅先生所的一条“淋漓的鲜血”的路。这是小说真正的价值,是读者对小说有效性的一种需求。

老实说,这也是我对包括《带灯》在内的关注中国当下现实的小说的一种期许,我知道这样的小说很难出现。一些当着各级作协主席副主席的小说家,他们的小说在触及社会深层次问题时,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开,他们在乎现在拥有的一切,在表达的夹缝间安逸生存即可。所以我说,中国作家有野心,但没有胆量。他们有获大奖的野心,有写出伟大小说的野心,但胆子太小,不敢去碰触中国现实根源上的“红线”,但是,要写出真正的现实,没有一副硬骨头,不去撞“红线”,又怎能写出来呢?读过拉什迪的《羞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小说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作家的“胆大包天”,如果拿这类小说来对比《带灯》,我似乎又觉得我实在没有必要这么挑剔和苛刻,因为二者在写作的胆识上相距的实在太远了。

作家,尤其一个标榜着写着直面当下现实小说的作家,是应该有些担当、冒些风险的。

 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小说

我批评过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小说被一个传奇似的故事绑架了,缺乏一种普遍性和丰富性;现在我又对《带灯》的散漫、没有骨头表达了不满。我问自己,在这个表达过剩、信息不断颠覆我们认识的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小说?

我以为这是一个大问题,是小说家写作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小说家对此视而不见,并且没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写作将会陷入“少见多怪”“自以为是”的泥潭,被读者被时代抛弃是迟早的事儿。时常听到有人说,我的写作不考虑读者,不考虑市场,但你得考虑小说的价值,价值就是一个时代对小说的需要啊。

小说曾经有过短暂而辉煌的过去,它令我们怀想不已。蒙浑时代,人们需要一则则寓言一个个故事来丰富认识、获取生存的勇气;百无聊赖的时代,人们需要慢节奏的小说来打发漫漫长夜;新旧文化更迭的时代,人们需要小说是投枪是匕首斩断过去;而在这个信息过剩、人人言说的时代,人们需要小说干什么呢?小说已经不是知识的容器,不是思想的发源地,不是个人情绪的宣泄场,不是报纸的深度报道,不是网络的猎奇,也不是轻而易举便能攻克的文学堡垒。当下,小说除了满足马斯洛提出的人的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以外,人们还需要小说给自己提供对抗生存压力的勇气和力量,那么,小说自身必须变得有勇气和力量,对此我无法说得更清晰明了,但我知道,小说的写作将变得异常艰难,写出一部符合时代、符合读者需求的出色小说难于登上青天,这种难度在于,小说必须以“大感觉”“大体验”“大眼界”“大胸怀”来面对人类那些重大而艰难的精神问题。

这个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小说呢?我不知道,我大概知道不需要什么样的小说,至少有一点,不需要没有骨头、没有创造、不给人力量和勇气的小说。需不需《带灯》这样的小说呢?我不知道。

贾先生的《带灯》读完了,唯一打动我的,是带灯写就得那些没有发出去的情书,不仅情真意切,而且一个基层女干部的满身心酸力透纸背,可以看出,贾先生写这些情书是动了真感情的,如果《带灯》这部小说做修订,只收录这些情书的话,我愿意再读一遍,而眼前这本《带灯》,就让它回到我的书架上去吧,时间会让它落满灰尘。

                                                                           载《文学报》2013年2月21日

最新文章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