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余华《第七天》“辩护”
2013-07-26 09: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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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余华《第七天》“辩护”

——兼与郜元宝教授商榷

石华鹏

                              一

并不是网络和媒体放大了对一部小说的争议,而是五十三岁的小说家余华依然拥有明星般的影响力。这影响力如一个巨大的储存罐,是他三十年写作生涯里靠才华和作品一点点储值起来的。在中国,这样的小说家屈指可数。年纪越来越大的余华是否在挥霍这储存罐里的信用,我看并不能简单作答。

《第七天》甫一推出,便引来热读、热议。与七年前的《兄弟》一样,《第七天》遭到了网友和读者的大量“吐槽”,认为这是余华最差的小说。十篇评论文章,你只能看到一二篇是肯定和赞扬,而且这两篇文章中,有一篇是余华多年的好友评论家一如既往的表扬。

尽管余华站出来回应,“如果有一天没人关注我了(包括骂声),那就意味着我被遗忘了”,这种回应看似百炼成钢,内里实则有一个作家面对自己“孩子”是否出色时的怀疑,尽管余华也知道争议会带动销量,让他版税增加,但从一个真正的作家的内心来说,艺术上的赞美胜过金钱上的收益。对于批评,出版方也站出来做了辩解,但谁都明白,他们是卖瓜的王婆,不会说自家的瓜不甜。

余华和出版方的辩解改变不了什么,差评和不满仍然飞扬于网络和媒体间,《第七天》仿佛一部被推上了阅读被告席的小说,继续被读者细数着“宗宗罪状”——内容上是“新闻串串烧”、是“网络时代的平庸简报”;结构上投机取巧,用亡灵的游荡和叙述来架构小说;语言上粗糙、凌乱、缺乏感觉,那个才华横溢的余华不见了……

在众多的评论中,我觉得郜元宝教授的《〈第七天〉:不乏感动,不乏遗憾》(载《文学报·新批评》2013627日)是一篇观点明晰、有见地、理性且心平气和的评论。我欣赏拥有如此气质的批评文字,但是我不同意此文中的一些观点,而这些观点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我不是《第七天》的作者余华,也不是出版方的成员,我与《第七天》的声誉和利益无关,所以为《第七天》“辩解”不是我的事儿,那是当事人的事儿。但读了郜元宝的文章之后,我有些忍不住,我想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以一个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来为《第七天》做一种“辩护”。我愿意把自己想象成一名阅读审判席上的律师自愿者,为被网络和媒体送上法庭的《第七天》做无罪辩护。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的阅读经验告诉我,将这部小说置于新世纪十三年以来大量平庸的当代中国小说中来比照,这是一部毫不平庸、且能破解平庸之局的、给小说创作开辟新的启示的小说。毫无疑问,我欣赏余华的《第七天》。

新世纪十三年以来,我读过许多至今还活跃在创作一线的外国小说家的作品,比如拉什迪、奈保尔、麦克尤恩、库切、菲利普·罗斯、巴里科、保罗·奥斯特、安德鲁·米勒等等,我也读过我国活跃在创作一线的小说家的绝大部分作品。读过之后,我爱将他们分为两个阵营——外国的和中国的——来比较:读外国的很尽兴,有力量,什么都敢写,敢冒内容上的险,也敢冒叙述上的险;读中国的,总感觉很疲软,劲道不够,深入不进去,很多东西写得遮遮掩掩。

不比较不知道,一比较吓一跳,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差异呢?我以为,一句话可以概括:写作胆量的丧失。写作没有了胆量,便不会有激情、不会有直面真实的勇气、不会有否定和冒犯,这样的小说当然不会有打动人和感染人的力量。我们中国小说家有写作野心,但没有写作胆量——我们有获奖、获大奖的野心,有写出与这个伟大时代相匹配的伟大小说的野心,但我们没有直面现实、冒犯现实、写到现实骨子里去的写作胆量,没有不断去尝试、创造新的表达形式的胆量。因此,我们大量小说,如一只被绳子牵引的小鸟,可以飞起来,但飞不高、飞不远,不能到艺术的天空去翱翔。回头想想,世界上那些出色的小说,无不写得“毫无顾忌”,写得“自由无比”,写得“胆大包天”。

                         

在这样“有野心、无胆量”的小说创作现实面前,余华的《第七天》横空出世了。

令我惊喜的是,在余华《第七天》中,我看到了这种写作胆量的爆发,余华在努力挣脱缠缚在小鸟身上的那根绳子,他做到了,完美地解放了自己,解放了小说。我以为,余华《第七天》是一部写作胆量十足的、难能可贵的小说,是一部意味深长的生死世界的寓言。

《第七天》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余华寻找、创造了自己新的表达形式,即用亡灵世界来写现实世界。余华开启大胆、富有勇气的想象力,描绘了一个我们人人心中有、人人未曾经历的世界——亡灵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死去的主人公“我”幽灵一般地到处游荡,与此同时,另一个世界——现实世界也徐徐展开。

亡灵世界与现实世界平分小说的“秋色”: 现实世界由层出不穷、稀奇古怪、甚至有些残忍的新闻故事构成;亡灵世界由骨骼行走的卡卡声、时而空旷无边、时而欢声笑语的奇幻空间构成。余华说,他要让亡灵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倒影,“让现实世界像倒影一样密密麻麻地出现,而且要让它们的身影十分清晰。”

在现实世界与亡灵世界之间,仿佛有一道沉重的铁门,当这道沉重的铁门“哐当”一声被推开时,奇迹的一切发生了,现实世界里因种种原因残忍死去的那些人,在亡灵的世界里满心欢喜地相聚在一起了。当然,“我”是其中穿针引线的亡灵,“我”见到了我的前妻,找到了我的父亲,见到了出租屋的年轻女孩,遇到了我的“奶妈”以及消失的二十七个婴儿,还有杀害警察的姓李的小伙和警察……这些人制造了新闻,并在新闻中死去的人们在亡灵世界相遇了。我们看到,现实世界的新闻结束了,但亡灵世界的“后新闻”时代却没有结束:在亡灵世界,因为一部山寨Iphone而跳楼的女孩询问还活着的男朋友过得怎样;本是仇人的姓李小伙和警察成了亲密朋友,等等。

余华不仅打通了现实世界与亡灵世界之间的通道,而且以亡灵世界的“轻逸”来写现实世界的“沉重”,这种“以轻写重”的处理方法,真正解决了小说家“正面强攻”现实时所面临的尴尬——不是被现实压垮,便是被现实吞没,余华用虚构的亡灵世界来作为现实世界结束的开始,无疑是为现实插上了艺术的翅膀,小说开始自由地翱翔空中。

用亡灵写现实,是余华创造的自己的表达形式,他找到了自己的“取景器”、找到了自己的盛装现实这坛酒的“新瓶子”,正是这一表达形式让小说得以成立,让小说显得与众不同,也正是这一形式,解放了现实对作者的束缚,他得以放开手脚、自由地书写。有人说,用亡灵的视角来写,并不新鲜,早就有人尝试过。没错,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写的是一个死亡的村子,所有的故事和交谈都是在亡灵之间进行;还有蒲松林的《聊斋志异》,人鬼之间是自由穿越的,等等,但是,像余华这样,虚构一个与现实世界并驾齐驱的亡灵世界,并大胆地描述那个世界,并各行其道地遵循某种真实的写法,还没有一个小说家这样干过,难能可贵。

                          三

关于“结构上投机取巧,用亡灵的游荡和叙述来架构小说”的说法。

郜元宝在文中认为,“小说第二个看点:作者用大量篇幅搜集并改写最近发生的许多轰动性事件,也就是我们主要从网媒新闻看到的那些中国式的悲惨故事。小说与网媒新闻之间产生了有趣的互文关系。……小说与网媒新闻互文效果如何,取决于‘以死写生’的手法是否成功。”郜文认为,“余华许多精力都用于布置死界时空关系,渲染死界萧森气氛,至于‘冤魂语’思想情感蕴涵的开掘,则逊色不少。这种写法本身也运用得不够圆熟,许多地方勉强、生涩,读起来总觉得不那么顺畅。”

郜元宝教授说到了点子上,在大量的新闻进入小说之后,为了避免小说成为“加长版的新闻”,取决于“以死写生”的手法是否成功。与郜元宝的观点截然相反的是,我恰恰认为余华在这里写得非常成功。诚然,“以死写生”在很多小说中都有过,但是像余华这样花如此大的笔墨极力建构一个亡灵世界,而且是与现实世界分庭抗礼的亡灵世界,这样的写法甚为少见,他虚构的亡灵世界所抵达的现实深度——即包含了一个作家与现实世界极端的紧张和对现实世界极端地失望之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乌托邦梦想”——让每一个认真体会的读者印象深刻。可以预言,很多年之后,人们提到《第七天》,仍然会对这个亡灵世界恋恋不忘,因为那既是现实的倒影,也是现实的寓言,人们在闭上眼睛、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前一秒钟人们期待所前往的是《第七天》中所描绘的亡灵世界。

所以,如果我们只盯着《第七天》中层出不穷的“串烧”新闻的现实部分,那么你将丧失一种绝妙的小说艺术所带来的新鲜体验。至于说对亡灵世界描述的不可信、太现实,比如亡灵世界里的“贵宾候烧区域”、“普通候烧区域”等等之类的叙述,谁又去过那里呢?余华已经是“胆大包天”的描述了。

关于内容上是“新闻串串烧”的说法。

有很多人对这部小说不以为然,认为整部小说就是“新闻串串烧”“是网络时代的平庸简报”。我要说的是,我们的世界就是由新闻构成的,新闻既是一种普通的现实,也是一种非普通的现实,问题不是小说写不写新闻,而是小说如何处理。

在这个资讯满天飞的时代,一个作家拥有的故事和资讯并不优于一个读者;在这个人人都是“意见领袖”的时代,一个作家的意见和看法并不胜于一个读者,那么,一个作家一部小说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呢?不在于对一则新闻改头换面地摹写、不在于对琐碎现实的滔滔不绝,而在于在新闻结束之后、生活停止之后,一个作家的继续前行,他在虚构的世界里带领读者感受一种情怀、体验一种轻灵的精神飞翔,或者做一个美好的梦。余华在《第七天》中做到了,他让一切现实的卑微、痛苦、不公、绝望,在那个奇幻的亡灵世界里不复存在,小说的结尾写到:“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

关于“语言相当粗糙、凌乱、缺乏感觉,不太像余华作品了”的问题。

郜元宝教授认为,“一般来说,余华的语言还是比较流畅、比较有文采和想象力的,即便像《兄弟》那样的简单直率,也自有一种话语系统的完整性。但《第七天》的‘第一天’和‘第二天’的语言相当粗糙、凌乱、缺乏感觉,不太像余华作品了。”

的确,余华的叙述才华是他的小说对读者杀伤性最大的武器之一,他用一个词语终结一个事物的能力让人印象深刻,那么,《第七天》的语言是否“粗糙、凌乱、缺乏感觉”呢?我部分同意郜元宝的看法,有些地方余华为了刻意强调没有温度的描述,让一些词语显得有些生硬,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即语言所营造的亡灵世界——来说,他的目的是达到了的,那个若有若无、黑夜与白天交织、没有时间和空间、没有温度只有生硬骨骼的亡灵世界,似乎与他的那些只剩下名词和动词的语言又达成了某种共识。

郜元宝在他的批评文中列举了很多条例子,一句一句来解析,认为有许多地方不知所云、不符合语言逻辑。我以为,对一部小说的阅读和感受,是无法像语言学家那样来分析的,或许用心体味语言所传达出来的氛围、感觉、意境便可以了。

至于说郜元宝教授认为的《第七天》“由悲情故事造成的情感冲击力因此并不像《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兄弟》那样强烈”,其实,“悲情的情感冲击力”并不是余华想在《第七天》中的重复“表演”,“悲情”是一种要隐忍地活着,但是到了《第七天》,余华想打破这种“悲情”,他想告诉我们,死去比活着要好。这已经是一种绝望了。从《活着》到《第七天》,这两部小说之间隔了二十年,这是不是余华对现实看法的改变呢?

对于我们的现实,我们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余华所描述的那个奇幻而美妙的亡灵世界,是这部小说对现实的一种意味深长的寓言。我想,在很多年之后,我依然会想起余华笔下的这个亡灵世界,因为它征服了我。

                                         载《文学报.新批评》2013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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