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人物的另类人生
2013-09-05 09: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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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人物的另类人生  (《文学教育》“散文新作快评专栏”之八)

         ——读施晓宇的历史人物散文

石华鹏

作为被历史黄土掩埋的历史人物,他们似乎从未退出时间的舞台——后人总喜欢从各种来历不明、但日益丰富的材料中如同发现了珍宝一般,去谈论他们、描摹他们、评判他们,那些历史人物的形象从未像今天这般清晰、感性、鲜活过,即使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

历史人物永远在被塑造,这种塑造,可能更加真实地接近他们,也可能更加虚妄地远离他们,但有一点,一定更加接近塑造者眼中的他们。无论哪一种塑造,它既是关乎历史的,也是指向现实的,因为古话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要不我们为什么如此热衷地谈起他们呢?

历史人物的魅力在哪里?我想就在这里,你可以去发现他们、了解他们、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他们。有魅力就有诱惑,有诱惑就有吸引。被诱惑、被吸引的人当中,有一位学历史出身的文学教授施晓宇先生,他被民国北洋时期的一批大人物所吸引,用文字重新再现和塑造他们。由此,我读到了他的系列历史人物散文,准确点说是北洋历史人物散文——如《段祺瑞的另一面》《反帝与贪财的冯国璋》《贿选与自尊的曹锟》等。

从这些标题我们便可看出施教授写这批文章的“野心”:要挖掘出他们的“另一面”,展现出他们的“尴尬”与“另类”——即美丑与善恶共生、干净与肮脏齐飞的人生境况,而非我们从历史教科书里获得的“单一”“偏颇”的人物印象。这一书写“野心”对这一批北洋大人物来说,虽称不上颠覆性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写和丰富了他们在人们心中固有的形象和看法。如果说施教授的这几篇文章有可读性的话,便是在这里,他给旧人物改换了新颜,乃至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冤案平反——尽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人。

长期以来,人们将令人悲戚而愤懑的“三一八惨案”的账算在段祺瑞头上,认为大军阀段祺瑞是惨案背后的最大刽子手,是罪恶发生的源头,而施教授在《段祺瑞的另一面》中告诉了我们段在惨案发生时一点不知情和惨案发生后自省、自悔的“善”的一面:

“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

甚至,段祺瑞在事后举行的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到一半,突然在台上当众谢罪,再次长跪不起。同时让刚上台不久的内阁总理贾耀德宣布内阁全体引咎辞职。而这些史料则长期被有意识地“尘封”。

段祺瑞在品行上也是有口皆碑的,这一点在北洋军阀中尤其难能可贵。他“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当时人称他为‘六不沾总理’。”应该说施晓宇教授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段祺瑞。段的这种品行和作为,也说明了有的北洋领袖人物是很值得重新认识的。

在关于冯国璋与曹锟的文章里,施教授用大量的细节和数字,像论证一道数学题一样,论证了他的发现——

说冯国璋反帝,指的是冯国璋在1915年反对袁世凯的‘洪宪称帝’和1917年反对张勋的‘恢复帝制’。说冯国璋贪财,则指的是冯国璋乃北洋军阀中最看重钱财的人。”

“由于,曹锟(贿选)的名声太臭,以至于淹没了他晚年坚决拒绝日寇拉拢的美名。这一点中国人还是应该记住的,因为在那个盛产汉奸的年代,曹锟能死守晚节,也算不易。”

可见,施教授是很在乎这些不光彩的人物身上光彩的一面的,他欣赏冯国璋的“反帝”、曹锟的“守节”,但也不护他们的“短”,痛批他们贪财、贿选总统的恶劣行径。

这种从历史真实的角度出发,对历史人物做出复杂而细微的描摹的写法,以及观点鲜明的评判,不仅让我们见识了北洋人物可触可感的另类人生,而且让我们见识了一个有良心的写作者身上“人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等传统的、向上的、弥足珍贵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无论段祺瑞的“另一面”,还是冯国璋、曹锟的“另类”,均折射出北洋几个领袖人物迥然不同的精神气节、风度胸襟、学识言行、习性礼仪等“魂魄儿”,这让人想到一个词:范儿。“范儿”是北京话,里头有“劲头”“派头”的意思,是指在外貌、行为、或在某种风格中独特、有活力的东西。那么北洋领袖人物的“魂魄儿”或者说他们的“范儿”是什么呢?我以为是他们那种坦然率真、敢作敢为、特立独行,不失风骨、暗藏风雅,或狷狂或猥琐或流气的本真人性。北洋军阀可以由草莽出生,混迹到指点江山的“总统”;可以拖着封建的长辫子、穿着配饰金亮的最滑稽的西式制服谈论“帝制”还是“共和”;可以严格自律治兵有道,也可以阳奉阴违成就一己之私;可以兄弟兵戎相见,也可以连横抵制外侵等等,如同一幅锦绣万花、绚烂多彩的浮世绘。

当然,这一切与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乱”时代有关。北洋统治中国不足16年,总统就换了五六位(类似总统的段祺瑞、张作霖等尚不算),而且十几场大仗同时开打,几十个人物上上下下,热闹非凡,混乱不堪。也正因为“乱”,才可观,才充满活力,才有无限种可能,当然也因此国体混沌、经济不堪、民不聊生。也许,我们像施晓宇教授这般饶有兴趣地说起那个时代,说起那个时代的重要人物,是怀念其从外至内的活力与变数,是怀念其新旧碰撞的思维火花与行动能力。如果成败不论,进退不论,至少比我们现在平淡无奇、谨小慎微、一切为钱的“整齐划一”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意思多了。


附:


段祺瑞的另一面

施晓宇

(一)

   我在大学是学历史的,虽然后来我知道历史和政治一样,很多时候是肮脏的,是可以任人涂抹的。所以当年福建长乐人、大汉奸梁鸿志在1946年11月9日中午于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枪毙前一小时留下的遗言就说到:

   “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最肮脏,男人却最愿意搞,一是政治,一是女人的……”

   但是我认为凡事总有个度。无论历史,无论政治,无论你怎么修改、变更、涂抹,总要公正才好。可惜在很多时候,要做到这一点很难。比如看到杜婉华在2009年第5期《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另一个段祺瑞》,就让我大吃一惊,知道了另外一个更为真实的段祺瑞。

   说到段祺瑞,“天下谁人不识君”。段祺瑞的出名,我最早是在福州一中读高中的时候,课文里有一篇鲁迅写的《纪念刘和珍君》,这是鲁迅先生在1936年闻听“三·一八”惨案的噩耗之后于4月1日写下的悲愤之作,并称惨案发生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难者之列。”

   我从此记住了大军阀、大刽子手段祺瑞的名字。也记住了“三·一八惨案”的由来。

                                     (二)

   1926年3月,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进兵关内。这是奉系军阀在出卖森林、铁路、矿山等国家权益后换取日本的巨额贷款来推行的一场内战。这是典型的卖国主义行为,委实可耻。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党军队遂同奉军作战(倒也不算爱国)。日本帝国主义则公开援助奉军,派军舰驶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致使守军死伤十余人。国民军立即开炮自卫还击,将日舰逐出大沽口。日本人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8国公使,于3月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炮台等种种无理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

   照理说,自古“春秋无义战”。这回直奉两军的第三次内斗,谁是谁非本来说不清楚,可是奉系军阀出卖主权和中国权益是不能容忍的。更不能容忍的,是中国人自己的内战,你东、西方列强在中国的领土上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护甲打乙?你凭什么发出霸道无耻的“八国通牒”?这自然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反对。

1926年3月18日,北京的市民和大中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集会之后,四五千人又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带领下一路向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游行而去,要求政府对此做出强硬姿态。当年的铁狮子胡同执政府(现为张自忠路3号),原为清朝的王府。1924年11月,冯玉祥、张作霖和段祺瑞“联合执政”,推出皖人段祺瑞充任“临时执政”,就在此办公。

愤怒的市民和青年学生游行到执政府门前时,段祺瑞未在府中上班,正在东厂胡同的家里。示威的群众不知道这一点,要求进入执政府内,面见“段执政”本人,递交抗议书。护卫执政府的卫兵未接上级命令,自然不让人群入内,却因阻挡不住游行队伍的反复冲击。情急之下,卫队营长独断下令开枪,“三·一八”惨案就此发生。包括两个警察、一个士兵、多数学生在内的47人横尸街头,150多人受伤。李大钊也在受伤之列。

                                   (三)

      1937年后,在我已经快要淡忘“三·一八”惨案之际,杜婉华的文章让我看见了尘封已久的“另一个段祺瑞”。

   “三·一八”惨案发生当天,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他领导下的国会立刻通过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第二天,贾耀德作为刚刚上台不久的内阁总理宣布内阁全体引咎辞职。第三天,段祺瑞诚恳发布执政令:

   “……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

   《“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还记载:“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

   这里的记载显然令人产生了原谅之心。更多的史料则记载了段祺瑞在事后举行的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到一半,突然在台上当众谢罪,长跪不起。这一点,杜婉华的文章《另一个段祺瑞》里,从段祺瑞的外孙女张乃惠口中也得到了证实:

   “(段祺瑞)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请你们想想,如果是他本人下令开枪杀人,他何必这样做作,他原本就有很重的腿病,却不顾自己的痛苦,长跪不起。”

   75年后,段祺瑞的外孙女张乃惠还对好友杜婉华说过:

   “母亲告诉我,惨案让我外公极度悲愤不安,那几天吃不下,睡不着,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又犯了,真是身心交瘁。他在政府召开的会议上说,‘学生们年轻,热情,爱国心强烈,但他们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利用。’”

   这里,段祺瑞说的被人利用,自然指的是被共产党人利用。段祺瑞虽不肯向学生开枪,但他痛恨共产党不假。对中国共产党的痛恨是一回事,段祺瑞的为人品质则是另一回事。张乃惠说:

   “我外公段祺瑞的私生活在当时是有名的清廉朴素,就是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当时人称他为‘六不沾总理’。

   当然,我外公和当时其他军阀一样,也讨了几房姨太太。听母亲说,外婆怕别人说她不贤惠,就主动给外公找姨太,当时的第四位姨太,一进门就愁眉不展,原来她已经有了意中人,外公就吩咐我外婆要像嫁女儿一样,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出嫁的事,在当时传为佳话。外公当了那么大的官,人们会以为他财产不会太少,母亲也能继承他的遗产,还有文物什么的,其实,外公不吃空缺,不收礼,除了好家风,什么也没留下。”

                                     (四)

   段祺瑞原来的名字叫启瑞,字芝泉,晚号正道老人,安徽合肥人。他生于1865年3月6日,父亲段从文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生种田养家。但是段祺瑞的祖父段佩是一个军官,很疼爱这个孙子。

   1872年,8岁的段祺瑞被祖父段佩带往江苏宿迁军营,在那里上私塾。15岁,段祺瑞的父亲被友人在半道上刺死。

   1885年,20岁的段祺瑞考入天津武备学堂,分入炮兵科,两年后,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

   1889年春,段祺瑞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与其他4人公派到德国柏林军校学习。在用一年半时间系统学习理论课程后,段祺瑞又单独奉派入克虏伯炮厂学习半年。克虏伯炮厂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兵工厂,这为段祺瑞日后担任中国现代化军队首任陆军总长和炮兵司令奠定了基础。段祺瑞还担任过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军事学校——保定军校的总办,蒋介石、傅作义都曾就读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蒋、傅都算是段祺瑞的学生。

   

(五)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愿意承担全部责任,辞去所有职务,又一次退居天津。他每天吃斋、诵经、看书、下棋,撰有《正道居集》、《正道居诗》。笃信佛教的段祺瑞还曾捐资修建青岛湛山寺;派长子段宏业将班禅九世接到北京雍和宫,授予金印。

   段祺瑞一生酷爱围棋,资助过中国大批的围棋手,包括吴清源、汪云峰和顾水如等,被称作“中国围棋的大后台”。 段祺瑞的长子段宏业尽管能力一般,但同样是一个水平极高的围棋手。

   最难能可贵的是,一度长期亲日的段祺瑞在晚年保持了民族气节。他不与小日本合作,拒绝土肥原邀请出山组建傀儡政权的提议。

   1933年1月19日,蒋介石听说此事后,急派特使钱永铭持蒋介石的亲笔信专程赶到天津,邀请段祺瑞“南下颐养……俾得随时就商国事”。段祺瑞遂秘密抵达南京面见蒋介石,后赴上海定居。

   到上海后,段祺瑞开始住在世界学社,后来搬到霞飞路的军阀陈调元公馆长住,继续他下野天津后的吃斋念佛生涯。

   1936年,段祺瑞的身体由于胃病严重,体质相当虚弱,医生建议他吃点肉以增强体质。段祺瑞回答:“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坚持吃素如故,最终于1936年11月2日在上海病逝,享年71岁。

   1936年12月9日,段祺瑞的灵柩运抵北平,暂厝香山卧佛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段祺瑞后人匆匆将段草葬于北平西郊。

   1963年,段祺瑞侄子段宠纲和名士章士钊将段祺瑞遗体迁葬于北京万安公墓,墓碑上刻有章士钊所题:“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1936年8月20日,在临终之前,虚弱的段祺瑞不改忧国忧民之心,留下亲笔遗嘱“八勿”:

   “余年已七十有余,一朝怛化,揆诸生寄死归之理,一切无所萦怀,唯我瞻四方,蹙国万里,民穷财尽,实所痛心,生平不喜多言,往日曲突徒薪之谋,国人或不尽省记,今则本识途之验,为将死之鸣,愿我国人静听而力行焉!则余生虽死犹生,九原瞑目矣。国虽微弱,必有复兴直道,亦至简单。

   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

   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

   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

   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

   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

   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

   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

   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余生平不事生产,后人宜体我乐道安贫之意,丧葬力崇节简,殓以居士服,毋以荤腥馈祭。此嘱。”

   段祺瑞作为一个有争议的北洋军阀,在20世纪60年代初能得以盖棺善终,据说与毛泽东对他的一番评价有关。解放初期,作为毛泽东的湖南同乡,章士钊曾将段祺瑞的历史扼要具文报告毛泽东。毛泽东阅后还算宽宏大量,说:

   “有功有罪,已经化敌为友了嘛。”

                                           选自《政协天地》2013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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