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流走出的吏部尚书——裴应章
2014-01-13 10: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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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流走出的吏部尚书——裴应章

石华鹏

在清流县城关热闹的水南街上,有一座古老的牌坊站立在那里。这一站,便站了四百多年,它默默地见证了这座闽中小城的沧海桑田与日新月异。与周围那些贴着白瓷砖的现代楼房相比,它显得矮小、灰旧,但走近它可以看到,这座由条石青砖砌成、顶部砖雕细刻如意斗拱的牌坊,依然留有昔日的高贵与荣光。

这座被称为三明境内最古老的牌坊,是明代吏部尚书裴应章府第的门楼,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人们习惯称之为“尚书门楼”。门楼还在,门楼之后的府第建筑早已片瓦不见,仅留存的恢弘门楼,给人们想象尚书府第的当年境况留下了巨大空间。

尚书门楼的大门横额上并排镌刻有两行字:上为“宫保尚书”,下为“隆庆戊辰科进士裴应章”。“宫保尚书”是裴应章一生的最高官阶,“隆庆戊辰科进士”既是指他的最高学历——进士,也是指他入仕的时间。如此两行字,算是一个人最简洁也是最荣光的传记了。

茫茫大山包围之中的边远小县城清流,出了个官至吏部尚书的二品大官,可以想象,在当时这是一件多么轰动的大事儿,它一定也是人们茶余饭后最津津乐道的事儿。如今,尚书裴应章去世已经400余年,除了那座日渐凋敝的门楼还在执着地讲述当年以外,关于裴尚书的一切都已进入了尘封的历史册页之中,成为一种记忆,成为一种传奇,或者成为一个县城文风悠远、文化积淀深厚的注脚。

有时,我们也会在报刊的“历史钩沉”栏目中,与裴尚书的故事不期而遇,那多是地方文史学者的功劳——他们擦拭掉文史资料上的尘埃,同时也擦拭掉裴尚书身上的尘埃,让我们得以重新走近历史,重新走近一个鲜活的生命。

我在清流县城的街上随机发问:“知道裴应章吗?”

“裴应章是谁?”

“裴应章?一个大官吧?”

毕竟,四百多年了,围绕那么久远的一个人,当然有太多的问号和反问,因为这就是残酷的时间,无情的历史。

一生经历:顺风顺水

裴应章从一名偏远县城少年,挤过科举考试的独木桥,40岁进士及第为官,宦海京城三十五年,成为一名正部长级别的高官,之后告老回乡、荣归故里,以73岁高龄寿终正寝,死后获朝廷哀荣。可以说,裴应章的一生是顺风顺水、圆圆满满的一生。

裴应章一生历经明代三朝——苦读于嘉靖、成长于隆庆,成就于万历。在尔虞我诈、沉浮瞬息、生死不定的京城官场中,能“平安着陆”地为官一辈子,还获好名声好口碑,实在是难能可贵,所以说,裴应章身居高位而一生顺风顺水,实在是人生之大幸矣。

裴应章,字元闇,号淡泉,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生于清流县城关。祖籍山西运城一带,祖上入闽为官,后避乱从福州到清流。他的父亲名镒,字厚卿,排行第三,中过举人。“厚卿倦游家居,颇有蓄积,尤笃孝友,注意培养后代,深得邑人尊重。”裴应章在四兄弟中为长。“应章少年时代,即为群季之冠,秉资奇颖,敦笃友孝。经其父督促就学,举一反三,聪敏过人。”

少年裴应章到温郊黄家矶上阳山拜博学多才的赖仁敷为师,投学七年,博览经、史、子、集,熟读诗、词、歌、赋,赴汀州应试获得头名秀才。隆庆元年(1567年)赴福州省试又中举人。隆庆二年(1568年),裴应章赴京参加科考,高中进士。

隆庆三年(1569年),裴应章被任命为行人司行人,负责传旨和朝廷礼仪等工作,开始踏入京城政坛。隆庆六年(1572年)二月,明穆宗病死。同年六月一日,由刚满10岁的皇子朱翊钧继承皇位,号神宗,以第二年改元号为万历元年。君王年幼,朝中权臣争斗不已,皇帝生母在紧要关头斥逐了当时的首辅高拱,启用精明能干的大学士张居正为首辅,朝中实权掌握于张手中。张居正是变法改革派,在他的操持下,全国掀起一股饰吏治、整边备、清土地、均赋役、治黄河的变革风暴。在此过程中,张居正罢去反对改革者,启用拥护改革者。裴应章这位长于南方山区、并有一定革新意识的政坛新人由此进入张居正的视野。这年十月,裴应章被提升为“吏科给事中”,“给事中”是负责监察的言官,对政令提出意见,对官员提出弹劾。裴应章作风正派、刚正不阿,工作干得很成功,升迁迅速,在张居正掌权的万历初年的10年时间里,先后任户部右给事中、兵科都给事中和太仆寺少卿等职,升迁至正四品官职。

明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这年,神宗皇帝已20岁,开始亲理朝政。为了使自己的朝廷拜托张居正的影响,皇帝开始清理张居正的朝廷余威,亲张的一批官员因此倒台。而此刻,任太仆寺少卿的裴应章因母亲去世,告假回籍丁忧三年,朝廷风雨得以暂避。万历十三年(1585年),裴应章重新回到朝中,在此后的20多年中,他先后任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卿、户部右侍郎、左侍郎、吏部左侍郎等职,为四品或三品官衔。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已经70岁的裴应章任命为“南京吏部尚书”,“吏部尚书”前加“南京”二字,因为南京曾经是旧都,迁都北京后,把旧都南京改为“行在”,内设六部,负责管理南京周围14个府、97个县的事务。各部官吏按“官高职低”的原则配备,头衔前都加“南京”二字,以示与北京相应官员的区别。所以,裴应章仍属三品官职。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裴应章去世,享年73岁。神宗皇帝位纪念有功大臣,辍朝一日,以示哀悼。追赠他为“太子少保”,也称“宫保”,属二品官员。加封谥号“恭靖”。派遣官员为他营葬,还用皇帝名义派大员祭奠他,给裴应章以极大哀荣。

 其人其事:泾清渭浊,挚爱故土

四百多年过去了,在清流,裴应章的乡人仍不时在讲述他、传颂他。这是为何呢?是因为他高中进士、官至二品之高位吗?也许是,因为在偏远小县城,奋斗到如此地步,实属不易,他是人们乐生进取的榜样和镜子。但也不全是,因为有史可查,清流先后出过38名进士,有的官职也不低,但是那些人大多被遗忘了,唯独裴应章一直被后人记起。

也许真正的原因,在于裴应章身上拥有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某种出色品性和高蹈风骨,纵观裴应章一生的为人处世,这品性和风骨可以概括为:家国为重、忠厚仁义;尚文执礼、赤子情怀。如此品性和风骨,不仅将裴应章推入“国家栋梁、乡人楷模”的“贤士”行列,同时它们也是构成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世界上唯一未曾的中断的古老的中华文化承袭至今,其强盛的生命力正是来自于这些优秀的、健康的、向上的文化,以及身上携带这些文化基因的古代“贤士”们——比如从清流走出去的吏部尚书裴应章。

先说家国为重、忠厚仁义。裴应章为官40多年,有30多年在明神宗的万历年间度过,他为官内容大多与朝廷礼仪和宗教祭祀、组织人事以及监察弹劾官吏有关,可见他有良好的协调能力和正直忠厚的品德,要不在明神宗后期派系争斗、腐化堕落的政治环境中是难以生存的。裴应章以家国为重,忠厚仁义,泾清渭浊,在国家遭遇棘手之事时,皇帝总会想到他,信任地让他去处理。最典型的事例,是他成功平息“郧阳叛乱”。

万历十五年(1587年),郧阳巡抚李材在腐败的事风中驱使士兵为自己去搜刮钱财,参将米万春反对他的做法,发动士兵进行兵谏。由于郧阳是川陕鄂交界的一块荒凉之地,流民多,恶事多,这次兵谏的消息传到京城时,变成了“兵变”或“作乱”。朝廷官员们爱惜自己羽毛都怕这类事,皇帝最后让裴应章去办理郧阳的案子。裴应章受命后,不按传闻作结论,不从派系斗争中打击某些人,诬告某些人,而是查清事件原委,“戮其渠魁”,罢了李材的官,对一般人员予以“宥恕”,对有功人员予以奖励。然后向民众发出檄文,很快平息了事件。

再说尚文执礼、赤子情怀。裴应章一生在外奔走繁忙,为官40多年,但他始终深深地眷恋着生养自己的故土。从“裴应章大事简表”中看出,他40岁入京为官之后,真正告假回籍省亲、丁忧、养病共有三次。在家时间不长,但裴应章用自己的勤勉和影响力,为清流家乡笃重文化、重视教育、讲究礼仪的风尚尽了心、出了力。

他为家乡的一些人和事写记、序、赞,极力宣扬尚文执礼之教化。在《重修东岳庙记》中,他说重修本县东岳庙是为了“正人心,厚风俗”,而与“感世诬民者,不大相径庭哉!”在《裴氏族谱序》表达他的仁孝思想:“是故阅世系则思亲,阅世恩则思尊,阅世德则思贤,入庙思敬,过墓思哀,绎思思飨,仁孝之道备矣。”他为家乡重修凤翔桥和龙津桥奔走募款,造福桑梓。裴应章告老回乡后,寄情于田园山水之间,赋诗抒怀。南极山、金莲寺、大丰山等故乡胜景让他兴致勃勃,流连忘返,对故乡的赤子挚爱,溢于言表。他动情地自问自答:“蓬壶何处是?天际一声钟。”仙人居住的美丽的蓬莱在哪里呢?你听那钟声,就在我的家乡。

皇帝圣旨:珍贵文物

时间未能摧毁的与裴应章有关的两件实物——门楼和圣旨,至今仍是清流的“文化骄傲”。与条石砖瓦搭建的尚书门楼的沉重相比,那道书写在丝绸上的圣旨实在是太轻飘,但是它的意义和价值并不轻飘。

明隆庆六年(1572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皇帝为褒奖裴应章的德行才智,特意颁发了一份手谕。手谕也叫谕旨,即圣旨。如今,这道圣旨珍藏在清流县历史档案中,成为清流的“文化宝贝”之一。圣旨用丝绸书写,颜色淡黄,背面印有金龙图案,长约160公分,宽约50公分,字迹和四方官印仍十分清晰。圣旨距今400余年,至于是如何保存完好至今的,已经是一个难解的谜了。

圣旨第一部分,在授予裴应章官职的同时,对其才智和品行作了评价,认为他“志行纯恪,才识敏明”,赞赏他的革新胆略与政绩,“就列之始”就革新庆典章法,希望他勤勉工作,以报答恩泽。第二部分,赞扬裴应章之妻曾氏和顺端庄,是辅佐丈夫的贤内助,并对其颁礼加封。

值得说明的是,这份圣旨颁发时间虽落款“隆庆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但它并不是隆庆皇帝颁发,是谁颁发的呢?我认同清流文史学者张文安的说法,“它应该是在尚未改变元号的‘隆庆’末年年终,首辅张居正以年仅十岁的神宗皇帝的名义,颁发给裴应章的一道具有嘉奖和鼓励性的贺岁手谕。”因为隆庆皇帝在隆庆六年(1572年)二月已经去世,年仅十岁的神宗继位,而“万历”的元号要在第二年才启用,所以落款仍沿用“隆庆”年号。另外,辅佐幼皇的是革新派人物张居正,这份圣旨的政治倾向是鼓励革新,主张整肃官场,年幼的皇帝尚无能力亲理朝政,所以这份圣旨只能是首辅张居正以皇帝名义颁发的。

“讵非植之嘉者种之难,流之大者源之远乎,为子孙者可以深长思矣!”这是裴应章的句子,意思是说,难道不是上佳的植物种起来难,阔大的水流源头深远吗?作为子孙后代,对此要深思啊!裴尚书这句话仿佛是在告诫自己,但又何尚不是在告诫四百多年之后的我们呢——的确,对我们来说,裴应章就是那种之难植的嘉木、源之远乎的阔大水流。


                                             载《福建乡土》2013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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