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青春的人爱眯个午觉

没有了青春的人爱眯个午觉

石华鹏

一

看电影导演贾樟柯的书《贾想1996—2008》，在中间一页看到了这句话：没有了青春的人爱眯个午觉。当时正值中午我靠在椅子上翻书，上眼皮开始与下眼皮打架，字像水中月，影影绰绰，眼下就要扔下书本进入午睡的梦乡时，我看到了这句话，这句话仿佛伸过来的一只拳头击中了我的头部，浑身一激灵，午觉逃跑了，那天我再也睡不着。

这句柔软的话一瞬间变成了尖硬的刀子，它闪着寒光让告诉我，我是个青春已逝的人了。当然青春已逝也没什么，谁不老去呢？关键是它提醒我，我的生活——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不知不觉间成了一滩死水，没有潮涨潮落，没有风起帆张，没有浪涛与岩石的纠缠，没有生物的繁衍与追逐，死水的未来是脏水、臭水、污水，等到有一天被填埋被处理。

死水的未来是我生活的未来。我每天去单位里像和尚一样撞撞钟，喝一杯水，翻一张报，看几篇稿，就得过且过了。回到家我躲进书斋里读一本又一本死人或活人、洋人或国人的书，读到鲁迅，鲁迅先生说，倘只读书，便变成书橱。于是我开始写写画画，挑灯夜战，文字如蚂蚁般爬满一页又一页，我以为这就是我的价值。我把那些叫文章的东西拿给别人看，别人说看不懂，太阳春白雪了。下里巴人不是我理想，我在心里嘀咕，我依然坚持我所谓的价值。时间过去七八年，等碰到贾樟柯的这句话我才有些被刺痛，我回过头来打量我的文字，我似乎悟到了些眉目，那些行尸走肉的文字全都因我行尸走肉的生活——那些失去了青春的激情、悸动、痛楚的死水一般的生活。

人可以失去青春，但生活不能。

一条尘土飞扬的乡镇公路边，一个北方小痞子，一身松垮旧西装，粗黑框眼镜，歪着头，面无表情地张望，点燃一支烟后上了一辆客运班车。售票员要他买票，他说，我是警察。售票员走了，他的手在宽大西装的掩护下伸向邻座腰包。这是贾樟柯电影《小武》的开头。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混混的故事开始了，没有刻意讲究的画面，没有紧凑的故事，只有喧闹的市声和一个青年无所事事的游荡、不安和沉默。

贾樟柯是庸常的中国电影的一个“异类”，他的《小武》和《站台》是真正将个人视角和个人表达带入电影的作品，他仿佛受到了上苍的眷顾，在革命叙事与宏大主题的中国电影的夹缝中获得了生存的可能。这朵鲜花先在墙外香起来，“纪录片风格的虚构”和“对中国社会无名小人物的关注”让老外领略了中国导演的才华和思考，他让他们眼睛一亮。电影同小说一样，一旦被戴上“实验”和“先锋”的帽子，则意味着将被市场无情的抛弃，贾樟柯是幸运的，他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拍着所谓的“实验”“先锋”电影，他为中国电影贡献新的审美样式的同时，也培养和拥有了自己的观众。

其实真正让贾樟柯与众不同的是，他用电影里边的人物来完成自己的思考——人不该遗忘自己的来路，他将自身成长和空间变迁中的怀疑、不安、漂浮等生命体验渗透电影的细节之中。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种冒险，因为要打破“个体经验”与“类经验”之间的壁垒是一切艺术都在小心翼翼的努力。海明威说，优秀的可以流传的作品出自一个人的想象力以及他对任何一个人的痛苦的感受与理解，而不是回忆个人悲痛的结果。庆幸的是，贾樟柯的个体表达上升到了“类”的层面，很多人从他的电影里都能看到自己。他个人化的电影能与别人沟通，或许源于他一直让他的生活保持在“青春期”，他是个有意识的生活者，所以：他会一个人背上背包回到家乡汾阳一个很小的村庄看望他在村上窑洞里爬进爬出的表弟；他会闯入一个陌生地的一间无人房间发现主人桌上布满尘土的物品的秘密；他会一个人在冰冷的夜去大同找寻那些冷清而破败的电影院；他会离开人潮汹涌的城市独自去残雪披挂的五台山看缓慢的季节……他的书总在告诉我，他一直在外面走，有时很无聊，有时很忙碌，所以他的电影里边的人也一直在走，骑着自行车，坐着班车，一直在走。

我觉得，我也应该到外面去走，走马观花也好，游东逛西也好，不在乎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只要脑子在不停奔跑就行。总之，要走出去，将生活的“青春”走回来。

二

我去了沂蒙地区。去了七天。路上两天，另外五天去了三个纪念馆：淮海战役纪念馆、台儿庄纪念馆、孟良崮战役纪念馆；一个烈士陵园：华东革命烈士陵园；一个解放阁：济南解放纪念阁。

这些战役纪念馆、陵园分布在徐州、枣庄、临沂、济南等城市，汽车载着我马不停蹄。窗外，田野生长、村庄寂寞、城镇喧嚣，人们做着自己该做的事儿，似乎很难想起曾经发生在自己土地上的战争，如果想起，那也是生活之余的额外事情吧。这些战争不过才过去五六十年，世界便用它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掩盖那段烽火连烟的历史，幸好还有那些战争纪念馆、纪念碑、陵园占据一隅之地，它们是长在这片土地上的疤痕，为战争留下有限的记忆，它们是安插在地面上的尖刀，成为触动人们神经的最后媒介。

这些战役纪念馆里大多用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复制了战争场景，可以看到战火硝烟，可以听到枪炮响声，战争以虚拟的方式回到我身边，但旁观者的心态仍然无法让我沉浸到战争的场景中去。当我走出黑暗的三维模拟厅来到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前，破烂的衣着、残酷的杀戮、坚定的信念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包裹起来而展现在我面前时，我感慨良多，历史的战争场景与模拟的战争场景之间竟有些许距离。

战争远去了，一些刻在石碑上的英烈的名字和无数没有刻在石碑上的名字，绝大多数被人忘却了，只有极少数的英雄的名字出现在历史或者文学的教科书里，战争不是以面孔存在而是以数字存在，我很容易地记住了这些战役中的数字。

淮海战役打了66天，国民党投入兵力80万人，解放军60万人。淮海战役中国民党死了55万人，解放军伤亡11余万人，伤亡超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人数。

孟良崮战役打了三天三夜，歼国民党部队3．8万余人，华东野战部队伤亡1．2万余人。据说，方圆15公里内，遗尸盈野，山石赤红，沟渠崖根积尸六七层。战斗结束，即下倾盆大雨，山间流水皆成红浆。

台儿庄战役歼灭日军16000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失踪7500人。

这些枯燥的数字，说起来容易，当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比如父亲、儿子、丈夫时，我们才意识到这些数字的沉重。

战争是人类的一种游戏，这场游戏中，死亡不是问题，胜败才是真正的问题，让战争结束不是死亡而是胜败，就如一个幸存老兵所说，战争中每个人都没有抱着活着的希望，但始终抱着必胜的信念。

战争也是一个国家的信仰，为一个国家的战争而死，就是为一个信仰而死，如果说死亡对生命来说有轻有重之分的话，为战争而死便是“死重泰山”。“死重泰山”是蒋介石为他的爱将、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74师师长张灵甫题写的。在孟良崮战役纪念馆的后面，有一块空地，空地上整齐排列着一个个印着五星的墓碑，碑上有的刻有名字，有的没有。我知道这些墓碑底下或许并没有将士的尸骸，但它显示了一种崇高的象征：这些人是为一个国家而战死的。

我想，如果我生在战争年代，我也会义无返顾走上战场，我也会洒出自己的鲜血，因为这种死比其他的死，有尊严，有意义。而我知道，任何人必须走向死亡，迟一天早一天的事儿，选择一种有尊严、有意义为一个国家而死比什么死都强。

在沂蒙老区匆忙的奔走中，我发现，在这里，与战争直接有关或间接有关的女人的传奇并不逊色于战争中的男人们，她们的命运也让我感慨万端：战争永远不会让女人走开。

“沂蒙红嫂”“沂蒙母亲”“沂蒙六姐妹”的故事在沂蒙地区广为流传，当年她们是战争背后的大英雄，如今她们成为“沂蒙精神”的专有名词之一，有的还被注册成食品商标以另一种方式被记忆。沂蒙广大妇女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一支不亚于前线部队的战斗力量。淮海战役中有340万沂蒙妇女参加后方支前工作。一首歌中她们唱道：“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愿亲人，早日养好伤，为人民，求解放，重返前方”。

京陵大学校花王玉龄，17岁嫁给了42岁的国民党王牌师74师师长张灵甫，两年后即张灵甫44岁时，张灵甫在孟良崮被击毙。19岁的王玉龄终身未嫁，先在台湾生活，后移居美国。近些年几次踏上孟良崮的土地怀念亡夫。

台儿庄战役的指挥者、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因与蒋介石政见相左远赴美国，新中国建立后回到祖国，不久妻子去世，在有关人士帮助下，27岁的护士胡友松——演员胡蝶之女——嫁给了76岁的李宗仁，三年后，李宗仁病故，之后胡有过一次短暂婚史离婚后终身未嫁。胡友松年老后来到台儿庄，住在李宗仁史料馆隔壁的一幢别墅里，安度晚年。